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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用房价和城镇居民平均结余来比较，我这里算的结余是收入扣去日常必需的基础生活消费剩下的钱才是能买房子的钱，从1987年104倍到2018年的19倍，因为我们的居民平均收入在逐年增加，这个房价结余比看起来是在不断降低，甚至改善更明显。按照统计数据来看好像是买得起，但是怎么买？

时任董事长赵明远（2002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在 2010 年至 2014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确认，时任董事长董事（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 2016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确认，时任董事长（2017 年 12 月至今）、董事（2015 年 5 月至今）、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孙启在 2012 年至 2016 年年度报告和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上签字确认。

值得一提的是，单一外资持有上市券商股份的比例限制也进一步放宽。新规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或者协议收购方式，单个境外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证券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30%。”新规明确，境外投资者可以依法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或者与上市内资证券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境外投资者依法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5%以上股份的，需要符合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境外股东以下六大条件：

“走出去”融资业务的相关风险可能传导至母行国内银行在国际扩张的过程中，其海外业务运营风险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走出去”融资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跟随母国企业“走出去”。如我国某企业收购德国某汽车集团公司股份，需要大量资金支付对价款，该企业亦可能寻求国内银行在德分支外机构为其提供并购贷款。第二类是跟随东道国企业走出去。如韩国企业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韩的我国银行分支机构为该韩国企业提供履约保函、项目融资等服务。第三类是海外机构出于盈利考虑，主动参与到全球信贷市场中去，如新加坡某物流公司计划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退市，在私有化融资安排中也会出现新加坡以外国家的海外金融机构的身影。虽然上述形式和产品各异，但海外机构的跨境融资业务均脱离了母行所在国和自身日常经营的地理范围，信用风险和非信用风险会因此被放大。而国内银行境外机构的风险，有可能向母行传递。

此外，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银保监会会议表示，将抓紧研究优化银行体系的具体政策措施，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在银行信贷、债券市场等方面研究如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支持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加大金融创新力度，逐步完善银行贷款的抵押模式和押品结构。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在信贷投放方面要公平对待，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但也要防止盲目支持、突击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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