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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是，拿到这个量化组合，原理是什么，投资者应该怎么用，也就是说主动与量化怎么结合，量化的优势是什么？其实量化选股的优势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平时通过主动定性的方法去选的话，通常来说感官的方向会比较明确，对整个主题的把握是非常好，但是通常选出来的股票，它的纯粹度是不足的，通常会引入个股的特质风险；同时，哪怕我们选出多只股票，它也会在风格上的特征进行一个不必要的一个暴露，所以导致你的组合可能会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风格的影响，而量化的组合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较为精准纯粹的去暴露某一个方向。所以量化选股，核心的基础是一个多因子模型，但是我们需要去搞明白每个因子背后对应的逻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把量化和主动进行结合，首先我们要把因子融入主动投资。其次是所谓的因子择时，其实是对整个配置节奏的掌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因子具备很强的周期性，因此怎么把因子背后的逻辑、或者说因子对应的基本面信息和投资者预期的变化进行节奏上的匹配？那么整体分为偏数量化一点的宏观的框架和微观的框架。

高炼惇认为，就中国市场而言，出现供需“倒挂”情形，即一些游戏玩家的要求和品味，甚至是比游戏制作人还要高。“全民都在开法拉利，做车的却还是老爷车，怎么办？”他表示，这也是如今游戏行业需要重塑的原因，当务之急便是如何跟进满足玩家需求，盘活市场。

李镇勉：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在我看来，当前韩国制造业2030跟中国这边的对接从大的脉络来讲有两个大的思路可以考虑。这两个方案一个是企业层面的，企业智能化的角度。还有一个方面是地区层面，地区产业园地区经济合作的层面给予思考。在当前这样一个智能时代，特别是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我认为借助于地区产业园经济合作的平台，韩国政府也特别重视这一块，希望和中国在产业园合作方面，借助于这次科技浪潮的推动，在AI、大数据产业方面谋求更深远的合作，而且韩国政府目前也正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在发言中提到的仁川、威海，韩中FTA自由贸易区示范园区。而且目前在仁川这样一个韩中FTA自贸示范园区中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韩国政府正在打算想把这些经验是否有机会推广到中国国内，比如像东北地区就是很好的机会，谋求跟韩国在城市之间产业园区之间利用韩中FTA的机会平台，谋求产业园区合作的平台以及发展的空间。

延迟发布、漏查少检，主观因素肯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至于统计方式违反了统计法规定，更是无处解释——日本厚劳省有一套注定无法保真的统计方法，是上了操作手册加以贯彻的。而且在日本诸多行政机关中，厚劳省得到的财政拨款最多。去年日本行政机关财政预算是97万亿多日元，厚劳省独占31万亿多，比管钱的财务省还多6万亿日元，这么多钱除了办公经费就是养活厚劳省3万多员工。

和李竺珊一样，许金凤也是受害人之一。他们都是挂靠当地一家叫桦皮厂粮库的国企，而操办这件事的中间人，就是桦皮厂粮库里一位叫关凤玲的公职人员。关凤玲说：“别提了，这当上的，太可恨了！他是公职人员啊，还在镇政府上班，是民政办公室的一把手，这才相信他的”。

《中国经营报》：你还记得你们结婚的情况？他忙着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带你去度蜜月呢？应莹：我们是2004年结婚的，当时婚礼是在宁波南苑饭店举行的，办了二十来桌。在宁波，婚礼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请点亲戚朋友，年轻人也大概是在那个年龄段就结婚了。之后我们并没有去度蜜月，徐翔在交易时间绝对不会出去的。我生孩子的那天也是个交易日，他在上海，我在宁波生产，他也没有回来。我也难免会说他一句，但是基本上能够理解。我们一起出去的时间很少，成立公司之前，他还有点时间偶尔陪着我和孩子出去旅游，但是公司成立他就更忙了。他对旅游也没什么兴趣，我自己单独带孩子多一些。有一年，十一长假，公司员工一块去台湾旅游，作为团建更多是工作加旅游，当时刚好遇到台风，他就特别怕航班取消，回不去影响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