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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蒂克周三说，他与企业高管的对话令他有此看法。业界高管称为了应对增长放缓，他们已变得比较保守，采取了减轻债务和暂停新计划等举措。这些对话“与产业加速前进的情况不一致，”博斯蒂克对Chattanooga地区商会说。他在2018年联储四次升息中都投下赞成票，今年没有投票权。(完)

在退出方式上，IPO退出排名第一，共发生80起，占比32.7%；其次是股权转让，共发生71起，占比29.0%；新三板挂牌退出排名第三，共发生54笔，占比22.0%。报告指出，2017年广州风险投资发展迅猛，与深圳差距缩小。广州提出打造“全球风险投资之都”，全市创业及股权投资机构数量在一年内激增近3000家，管理资金规模增长116%，有效促进了科技创新发展，广州风投创投的氛围日益浓厚。

《人民邮电报》23日则援引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的说法称，中国铁塔改革发展，为三家运营商带来两次资产溢价。第一次是“溢价”20%收购三家运营商的存量铁塔资产，运营商的资产增值了。第二次就是即将在香港IPO，由于三家运营商是中国铁塔原始股的持有者，随着股票发行及股票交易，三家运营商所持有的股份账面价值将有不小的提升。两次“溢价”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中粮前滩海景壹号此次开盘之际，恰逢上海新房供应迎来了一波新高潮。上海中原地产的研究数据显示，仅4月16日至4月22日这一周，入市项目达到12个，供应面积达到55.4万平方米，环比增加463.5%，一周的供应量甚至超过今年来每个月的供应量。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这次集中放盘化解一部分供应“堰塞湖”的问题：“房企入市态度坚决。以往房企希望通过小批次多开盘达到涨价目的，但目前形势下对未来涨价不抱希望，相反希望一次性拿到预售证，早回笼资金。”

一是风险定价依赖土地等抵押品和政府信用。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多数基于土地等抵押品进行风险评价。同时，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也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仍较大。企业能否获得贷款等融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拥有土地等抵押品及与政府信用的关联度如何，金融机构对借款主体和项目自身信用风险识别及定价意识不足。多年来，债券发行人以国有企业为主，发行人信用区分度不够、向高等级集中的趋势明显。信托、理财等资产管理产品资金也倾向于投向以土地或房产为抵押的项目及地方政府平台企业。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的背景下，信用主体风险溢价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匹配的问题可能会更加明显。

最后，机构投资者行为的成熟稳健性不够。机构投资者在引导金融市场合理定价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前提是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能力和内控完善、投资交易行为合理。当前，金融机构、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公司治理方面仍存在一些弊端和机制性缺陷，导致部分机构投资者经营行为短视甚至异化，过度利用机构优势通过相互嵌套、过度加杠杆、规避监管等，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和短期收益，不当承担风险，扭曲风险定价。另外，我国机构投资者多元化程度不够，养老金、企业年金等在发达债券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机构投资者相对缺失，大量同质的资产配置和交易需求容易加大市场波动，不利于均衡价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