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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三、四线城市收入水平及人口吸引力偏低，住房投资投机需求和二手房市场相对不活跃，房价持续上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国家对三、四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城市面貌得到长足改善，政府为稳定经济采取的诸多经济振兴措施也将使房地产市场间接受益，这些因素都使得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的动能减弱。

Doudna JA and Sternberg, SH (2017) A crack in creation. Gene editing and the unthinkable power to control evoluti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Boston.

该物业是南京市鼓楼区清江南路19号南大苏富特科技创新园园区之南大苏富特科技创新园1号楼及2号楼之十个单位，连同建设单位之土地使用权，单位之估计总建筑面积约14788.70平方米。该公司董事会认为，出售事项有助于筹集资本以通过偿还公司之贷款及债务，改善现金流量状况及其资产负债比率，于未来以充足可用资金把握投资机会，而无需增加融资成本或产生债务。

第四，对中国刑法特点的不重视加大了刑事风险。不少的企业家只关注赢利，对《刑法》不重视、不了解《刑法》，增加了犯罪的可能和风险。刑事法律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禁止、允许和授权自行约定的规定，当行为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违反这些刑事法律按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就需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从法律风险来说，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法律风险主要应当是指刑事风险。中国企业家必须充分意识到目前中国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刑事风险的特点。一是中国规范经济生活的刑事法律极多，仅《刑法》中就有50多条，这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二是我国刑罚《刑法》规定了许多“空白罪状”，给刑事司法部门的公权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经济合同和经济犯罪，赢了就是经济合作，输了就可能是经济犯罪。江苏一家企业和唐山一家企业合作，合作不成，唐山老板状告江苏老板欺诈，江苏警方介入后，认为是经济纠纷，对当事人予以取保候审。但即使在取保候审期，唐山老板仍然能够通过唐山警方把上海江苏老板抓到河北，后来竟然判处无期徒刑，企业家至今仍关在监狱。三是除《刑法》以外，我国不少单行法律中也设定了许多刑事法律规范，比如《商标法》、《专利法》、《土地法》、《文物保护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均规定有刑事法律规范。如此多的刑法规制，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的地雷，稍不注意就会触雷。所谓“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所强调的就是这种现状。

吴英因“集资诈骗”的罪名一审被判死刑，引发了公众、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在内对其罪是否至死的争议。民间甚至发起了一场“救吴英”的行动。说吴英“集资诈骗罪”，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所经过调研以后提出，吴英的“集资诈骗罪”，至少有三点完全不能成立：一是是吴英集资的钱基本用于公司经营。比如，2006年3个月内，她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手笔，置下大宗资产，购买100多间商铺，注册8家实业公司，如果其集资为了“占有”，大可不必搞如此巨大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集资诈骗的标准时规定了七种情形，但这七种情况都和吴英无法直接挂钩；三是吴英案虽然金额巨大，但其集资的对象却只有11个人，而且都是亲朋好友，其社会危害和影响是可控的。特别是，吴英案不是因为无法兑付出问题，而是银监部门查处中发现问题，在企业正常运行时介入引发危机。近期同样曝出有腐败官员通过制造假证参与分赃的事实。可见，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是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不可少的环节。

《旅行串串》产品负责人周巍最深的感受是，他所在的制作团队从2015年起连续亏了四年，每年亏损额度达到一千多万。“我们在APP市场已经没有办法赚到钱，但来到小游戏市场时，发现这个地方可以赚钱。原因恰恰就是竞争对手比较少，或者比较弱。”周巍认为，在小游戏野蛮成长时期，红利都来自于复制，而非真正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