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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针对来自欧洲的入境旅客实行为期一个月的旅行禁令，并表示将向受到冠状病毒疫情打击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价值5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建议将4月15日的报税截止日期先后推延。特朗普继续向美联储施压，敦促其继续降息。他周五表示，美联储最终必须把利率降至与其他央行相当的水平。

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境外机构普遍反映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相对分散，部分条款内容亦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亦不强，较大地影响了其投资积极性。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就其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利息所得，由债券发行人按照10%的征收率扣缴企业所得税。在实际操作中，债券发行人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对债券投资者的国别等信息并不了解而无法履行扣缴义务，中央国债公司、上海清算所等托管机构虽然掌握境外投资者的相关信息，但并非法定扣缴义务人，无法进行税款的代扣代缴，境外机构自行申报缴税难度亦较大，导致实践中尚未有境外机构成功缴纳。从国际市场看，由于登记托管机构掌握详细的投资人信息，绝大多数市场均采用由登记托管机构代扣代缴的安排。同时，财税部门虽已表示，将比照QFII、RQFII从我国证券市场取得的转让所得的处理方式，暂不对境外机构投资债券的转让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但仍缺乏明确的发文规定。

刘羽：关于都市圈的发展，我们政府各个部门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化，也请外脑、专家、智库在做更多的研究。中央和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对城市化的研究和深刻程度还是很好的。我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第一，就目前我们国家的导向，发改委出台了指导意见，这是很好的导向。发改委并没有出台一个非常明确、机械化的规划，而是一个指导意见，指的是都市圈未来需要大家相互探索，需要自下而上，然后再做经验的总结，再做推广。第二，都市圈的发展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的问题，我们现在核心的资源配置有哪些呢？核心交通设施的规划、审批、资金的来源，比如高铁、轨道交通。用什么样的速度、节奏和在哪些空间上布局，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分配。另外是供地制度，像深圳，自身空间狭窄，它的供地相对有限。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如何进行供地制度的调配，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资源分配。第三，国家会打造国家级的关键功能性平台，像自贸区等等，在一些功能性平台的分布和打造时，也要有不同的策略。

何娟告诉记者，那一刻，她的内心也产生了强烈震动，深刻体会到了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神圣职责，“我们是执纪执法者，也是施治者，在拔烂树的同时，更要着眼于维护森林健康，治病树、正歪树，做到查办一个人、教育一片人、挽救一批人，这样，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这些结果是对大量经治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分析后产生的，首次揭示了患者对nivolumab的响应情况与此后多年的生存获益相关。”看到这项研究的数据之后，杜克癌症研究所癌症免疫疗法中心主任Scott Antonia评论道[12]，“由于此类患者之前的五年生存率仅为5%，因此，该长期生存汇总分析结果显得更有意义！”

但是，至今为止，城镇户籍和非户籍人口在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如图1，我们基本可以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变化中判断迁移权的制度壁垒，还可以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中看出，有多少人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无法与市民同等程度地分享城市的福利。据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两者之间的差距为16.21%，14亿人口中，有2.27亿“准市民”，他们也将是本轮户籍制度改革的潜在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