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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必须给政府的产业政策设定一个合理的边界，哪些该做的，哪些不该做的，即便该做的，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最后，面临着影响经济长期性和周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都如此严峻，未来中国经济的突破方向到底在哪里？

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深入，制度红利和市场化红利还能够挖掘，但如果向相反的方向走，不是放，而是收，改革的红利就会递减。第二个，长期性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是要素红利的递减。第一，人口红利的递减。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比如福耀玻璃去美国建厂，有的往越南和东南亚的国家搬迁，跟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巨大的关系。在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方面也是非常缓慢的，比如网约车，很多城市规定了必须是本地户口本地牌照，这样就把新供给的增长力给限制了。第二，土地红利的递减。十年前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的土地是什么价格，二十年前又是什么价格，今天我们想在这里盖一座医院和学校，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高昂的地价。伴随着地价的上升，各种自然资源也在上升，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土地红利。第三，资本红利的递减。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本不该出现，因为中国的储蓄最多。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高储蓄提供了低廉的资本，但今年却出现了很多民营企业的杠杆破裂。储蓄率很多的国家，为什么制造资本稀缺？怎么样让资本红利显现？所以要素市场需要改革。第三，后发技术红利的递减。正如“普世模式派”所讲的一样，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确受益于300多年里面，来自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业革命的成果，未来当把这些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复制完了，外来的技术红利没有了，我们未来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大？从后发优势到自主创新，我们自主创新技术潜力到底有多大？

盖茨表示，现在移动操作系统中，微软想要打破Android和iOS称霸的局面很困难了，“在软件世界，特别是在平台上，这些都是赢家通吃的市场。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由于我管理不善，导致WM没能占据后来Android系统那样的地位”。责任编辑：鲍一凡

但各方投资始终没有谈妥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金立巨额的财务窟窿。傅磐霞的说法是，“刘立荣和财务负责人将金立很大一部分的账目毁了，投资方都不接受这样的一团乱账。”傅磐霞回忆，当时公司有主动让外界知道国企背景的资方进来，但我们再三内部打听，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哪家国资背景的公司。“真的有这家公司吗？”傅磐霞说。

TME的尴尬处境郭汉伟在美国委托昆鹰律师事务所对谢国民进行起诉；在国内，郭汉伟则通过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向中国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11项仲裁请求。本报获得的资料显示，其中一项核心请求就是谢国民归还当时代郭汉伟持有的CMC37.5%的股权。郭汉伟希望通过诉讼和仲裁确认转让谢国民股份无效，并要求其赔偿约1亿人民币（近1460万美元）。

然而，随着国内智能投顾公司的不断增多，该领域的发展瓶颈也显现出来。如：算法大多基于MPT，同质化较为严重；用户对产品可信度存有疑虑；而且目前许多智能投顾产品仅通过输入十几个问题就决定用户的风险收益需求，也存在着一定片面性。因此，前述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智能投顾的功能将更加精细化，而投资体验也将更为游戏化给用户以仿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