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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意外的则是，人口只有808万多一点的合肥市，极限通勤平均时间也达到59分钟，极限通勤平均距离超过20公里。另外一个有点“违反常识”的数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人口流动规模，占中心城市人口流动总规模的比率，北京只能排到20名，不仅比第二名太原市低，还远低于西南边陲的贵阳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称，需求、供给和监管漏洞，三者共同造成二手物品交易平台始终存在违禁商品的现象，要寻求治本之策，还是应该从卖家入手。除了平台自身的审查之外，还要有监管部门的参与，纠正市场盲目逐利的缺点。要寻求治本之策，还是应该从卖家入手，强化卖家的失信责任，提高违法成本，降低违法收益，把违法收益归零，甚至变成负数。另外，也希望监管部门消除监管漏洞、盲区和真空地带，真正铸造监管合力、提升监管效能、增强监管公信，市场会失灵，监管者不该失灵。

他介绍道，迎接到新生后，人和行李都用校车统一拉到学校办理报到手续，再用校车、三轮车或者自行车把大件行李送到学生宿舍。包着杂物的布包袱、捆着草绳的木箱子、背在身上的化工包装袋，还有人挑着扁担，一头是水桶和草席，一头是书籍和简单衣物，陈国坚回忆道，“当时学生携带的行李极为简单，可以说多数人并没有像样的行李”。

陆铭表示，都市圈战略的推出，并选择了一些核心大城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战略来进行建设，更重要的意义是调整过去抑制大城市发展、强调大中小城市均匀分布发展的政策取向，未来将更加尊重大城市集聚规律，核心大城市通过紧密连接周边的中小城市，能够更好地推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核心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