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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推广完善企业法人承诺制，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着力破除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的行政管制，使各类资本能够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服务行业和领域。加快完善服务业市场决定价格机制，放开服务业竞争性领域和环节的价格。推动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要素使用政策平等一致，争取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实现体制内外的服务业主体在人才待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平等，消除各类歧视性规定。

基于服务业的重要地位，中国要想实现中高速发展，就不得不从服务业入手，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首先，人口拐点已至（见图13），依靠投入更多劳动力推进服务业增长的做法已不可取，提升生产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数据展望报告也指出，中国未来会面临人口减少与老龄化的问题。未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升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途径。

去年，佛罗里达州的特种作物生产商敦促特朗普政府在新的美墨加协定（USMCA）中谈判一项特殊的反倾销条款，该条款将允许提起反倾销和所谓的反补贴税诉讼。美国东南部的种植者认为，新的贸易协议中这项反倾销条款将给美国农民更多的筹码，让墨西哥为不遵守规则承担责任。

从逻辑上来看，通过补充二级资本工具来满足资本监管的要求，并进一步发展相关业务，从而反过来达到内生增长的目的，并顺带提升一级或核心一级资本是目前多数银行的思路，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二级资本的变动往往是大于一级资本的，即通过外源式补充来间接达到内生增长的目的。但是，现在来看，这种路径已越来越困难，很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占比明显过低，很难支撑商业银行未来业务的高质量发展。

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劳动力、资源控制力、金融体系、政治制度等，但从决定经济增长三大要素之一的生产率看，笔者发现，拉美和东亚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经济增长都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TFP的高低决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快慢（图3-6）。

在经历了一波热潮后，可穿戴智能手环逐渐降温。根据IDC2017年底发布的报告，可穿戴设备未来4年的增幅为18.4%，其中智能手环未来4年将不会出现明显增长。估计2017年智能手环出货量在4500万个左右，而到2021年的出货量也只能微增至4770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