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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持股的背后是金融模式选择的问题。从国际实践看，按照金融机构与企业关系的亲疏远近，大致有三种金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保持距离（Arm’s length）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以日韩为代表的、控制导向（Control Oriented）的日韩模式，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介于日韩模式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之间的莱茵河模式。三种模式下，金融机构持股银行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对金融机构持股企业施加严格限制；日本虽然也有对银行直接持股企业的比例限制，但大银行可通过其控股的小银行间接持有企业股权，从而突破直接持股企业的监管限制，此外还通过财团中的核心地位对财团旗下的实体企业享有较强的控制力；德国银行以资本金的一定比例为限持股企业，在企业监事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施加对企业的影响。
二是监管权责应对等。经济学研究很早就意识到，监管不是抽象的概念，是人的行为的加总，监管者可能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导致监管失灵。一是金融监管供求失衡。金融监管是公共物品，但监管者并不会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提供。二是金融监管存在寻租。只要政府通过监管干预资源配置，私人部门就有租可寻，设租寻租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三是金融监管存在俘获，导致监管行动偏离公共利益，成为利益集团影响的结果。激励相容的监管体制就是要通过合理的监管分工、严格的问责惩戒、薪酬等正面激励抑制监管者偏离公共利益的冲动，将监管者的行为统一到金融监管的整体目标上来。
搭上“好爹”，躺着赚钱成立于2004年年底的天弘基金，总部位于天津，早年发展其实并不顺利，得益于与互联网的联姻，自从在2015年阿里巴巴合作入股后，就烙上了支付宝合作商的烙印，而之后股权结构也发生了变更，浙江蚂蚁小微金服持有天弘基金股权比例为51%，成为其控股股东。
深交所发问，一是会计方法调整的依据是否充分，二是公司派出的一名董事能否对海口农商行的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今年5月8日罗牛山发布公告，披露全资子公司获得“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的项目备案证明，引发股价连续上涨。罗牛山对项目情况的披露措辞含糊，之后也再没披露过项目进展。8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自力减持公司股票近27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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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清利认为，特别是在取缔爱心村的行政案件中，包括武安市公安局在内的五被告均否认参与取缔，即便有证据证明武安市公安局参与取缔，但武安市公安局却在行政案件中答辩其没有参与，这显然印证了武安市公安局故意回避该利害关系的情节，在刑案中，武安市公安局和武安市法院又分别作为侦查机关和一审审判机关，管辖严重不适宜。“武安市法院，在刑事案件着急审理、判决的同时，对于先前立案的两个行政案件却拖延至今，且无明确延期理由，两个行政案件是否正确、依法审判，必然会对李利娟刑事案件有一定的影响。”
